某种关于心理理论的神经解剖模型
边缘－旁边缘系统与新皮层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情绪和认知可能是大脑中相互影响的机能。在这一问题上，勒·杜（LeDoux，）提出，通过这些不同区域之间的神经互动，情感和认知可以相互影响。实际上，情绪／动机表征的融入，可作为决策过程中的偏差信号，诸如意图这类心理状态的指标，及对意识觉知的某种支持，影响认知过程。
因此，诸如幸福体验等某种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在对刺激、自我和情感的表征加以整合之后才形成的。这种整合又被用于对行为后果和该社会情境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或许，边缘一旁边缘网络所涉及的并不局限于情感心理状态的表征。有诸多证据表明，这些区域的损伤将损害一般的心理理论能力（Fineetal.，）。简单地说，“如果连诸如躯体表征这样的东西都失能，又怎能形成并使用恰当的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的理论”？
有人认为，关于认知表征和情感表征之间的这种互动加工，最可能发生于眶额皮质／腹内侧前额皮质。腹内侧前额皮质区域是某种汇合区，它（主要通过眶额皮质）接收来自各种通道（如听觉、视觉、本体感受）的感觉资料以及所有类型的感觉输入的知觉综合，这就使它成为某种理想的装置，可用来综合加工诸如心理归因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信息。
在该阶段，这种高度综合的信息可经由腹内侧前额皮质传送到不同的前额皮层区域，包括背内侧前额皮质和额皮层下侧部。这些前额区域主要涉入到心理归因的应用过程。如果这种论点正确，则前额皮层应维持着执行和应用所必需的功能，反之，前额皮层损伤将导致与心理状态的应用和执行有关的种种问题。
斯塔斯和本森（Stuss.Benson，）的脑功能模型表明，额叶涉入到四个基本功能中。第一个功能是系列化（sequencing），这是保持有意义的信息单元的能力。第二个功能是驱动作用（drive），它容许对大脑活动进行调节和抑制。第三个功能是关于认知和非认知活动的控制（control），包括计划、监控和预期。
第四个功能是自我分析，它容许评价该认知过程对个体所具有的意义。额叶的这些功能，明确预示着前额皮层涉入到过程的应用和执行中。对此的支持证据，来自一些关于前额皮层（包括内侧前额皮层）损伤患者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在实验室情景中，尽管这些患者能够说出各种可能适合于社会的想法和行动（即保持着表征能力），但是他们不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社会互动中（即应用异常）。
这与诸如阿斯伯格症等患者的表现极为相似。研究表明，阿斯伯格症患者以及伴有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实验室场景中的心理理论任务上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现实场景中却没能表现出他们关于他人心理的认识。有趣的是，在阿斯伯格症患者执行心理任务时，在其背内侧前额皮层（BA8/9）观察到活动异常（Happéetal.，）。
关于前额皮层涉入过程应用的其他支持性证据，来自关于额皮层下侧部的精密考察。额皮层下侧部及其镜像神经元回路，容许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心理状态进行匹配。额皮层下侧部也具有言语、手和面孔活动方面的运动功能，并且与前运动皮层存在输出机制方面的功能联系。额皮层下侧部的这些功能属性，暗示着它可能涉入到心理状态归因的应用中。
概而言之：额皮层下侧部的功能属性；内侧前额皮层损伤对阿斯伯格症和内前额皮层损伤患者关于心理状态的表征应用能力的干扰效应；前额叶所具有的系列化、驱动、控制和自我分析等一般功能，似乎均对前额皮层在已有心理状态表征的应用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最后，按照它们在心理归因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将该分布网络所呈示的脑区区分如下：顶下小叶区域服务于关于个人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表征；颞上回间沟区域服务于关于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表征；这些区域表征的心理状态被传输到边缘一旁边缘系统，接受社会情绪的调节和解释；然后这些加工过的信息被投射到内侧前额皮层和额皮层下侧部，等待应用性的加工。这一神经生物模型对心理归因的临床和理论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模型的理论和临床意义
特定某个模型的意义，往往根据其整合各种现象背后的理论／哲学基础的能力，以及对各种不同表现现象的解释效能。就这一心理理论的神经解剖学模型而言，其理论意义或许表现在有助于分析心理理论背后的推理机制（拟化论还是理论论），模型的现实意义则体现在预测各种精神和发展障碍的心理理论缺损方面。
如果我们的心理理论的确是按照拟化理论所阐述的路线，经由拟化过程来推测心理状态，则拟化者首先需要反省并直接进行某种假装。也就是说，不仅是处于他人的处境下，而且直接就是（假装的意义上）他人。从表面上看起来，前面提及的似乎涉入心理状态推测的镜像神经系统（MNs），似乎与该理论的一般框架相吻合。不过，该论点似乎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镜像神经系统没有明确某一目标指向动作是自己产生的还是由另一行为者产生的。其次是一个推论性的问题，即按照某种镜像神经／拟化解释（GalleseGoldman，），一个人不能成功地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归因也就难以对自己的心理进行归因，因为按照拟化论，对自己的心理归因是洞察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前提。
但是伴有被动性症状（如控制妄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显然能够从间接的言语试探中成功推测他人的意图，并能成功回答旨在探测他人的错误信念的心理理论问题。这对于拟化论来说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患者往往在表征自己的行为意图方面存在问题，他们在对自己的手与他人的手进行区分方面存在缺损，并且把他们内在产生的行为错误归到他人身上。
从某种神经生物水平上看，这些患者的顶下小叶异常，可能会阻碍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表征。这类似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患者或许由于额皮层抑制控制的丧失，他们的顶叶皮层活动过度，导致其对四肢的当前状态和预期状态的表征能力缺失。但其他没有损伤的区域，似乎仍容许通过颞上回间沟及其与边缘、旁边缘和额叶区域的联系，保持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能力。
个体能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归因，而自我心理状态归因缺损，意味着这些能力是可分离的，且心理表征不可能通过拟化而实现。那么，理论论似乎更可能是我们通达心理状态的推理机制。该模型的临床意义十分多样。在介绍模型之前曾基于临床资料，列出经常在精神障碍和发展障碍中观察到的各种不同的心理理论缺损。
这些缺损包括：自闭症个体常常表现出缺乏表征心理状态的能力；阿斯伯格症和伴有阴性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应用心理状态的能力；伴有阳性症状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归因过度。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系统究竟在什么方面遭受破坏或损伤，从而导致了什么方面的缺损。
随着关于心理理论的临床、生物行为、神经解剖和神经成像的经验研究发现日益增多，基于这些经验证据进行有关神经生物学理论模型的建构，并对发现于诸多精神障碍和发展障碍中的各种心理理论缺损作出解释，不仅有助于在理论模型指导下开展研究，更全面地了解导致心理状态表征和归因能力异常的病理学原理，以及有关神经生物基础，而且有助于我们从自然实验的视角比较心理理论正常发展与异常发展的认知神经机制，最终从生物、认知行为和社会三个水平上，构建关于心理理论功能机制和发展机制的综合模型。